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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的別字問題
■吳偉文博士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誤寫別字的問題其實由來已久,在古籍中出現的別字為數也不少。早在周、秦時代,典籍中就已經有了關於書寫錯誤的記載。戰國末年秦人呂不韋(? -前235)曾有這樣的記述:「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見《呂氏春秋》卷二十二〈察傳〉,475 頁)東晉葛洪(284-364)也曾對古籍傳抄過程中存在的字形錯誤作出這樣的批評:「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見《抱朴子內篇》卷四〈遐覽〉第十九,116 頁)宋黃伯思(1079-1118)校定《楚辭》時也道:「此書既古,簡冊迭傳,亥豕、帝虎,舛午甚多。」(見《東觀餘論》卷下〈校定楚辭序〉,381 頁)清朱起鳳(1874 - 1948)更搜羅了古書裏面的許多別字(朱氏將之視作「通假」),撰成《辭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一書,儼如一部「別字大全」。上述這些記錄,大概反映出書寫錯誤的問題自古有之。
對於造成書寫錯誤的原因,古代學者也有從不同角度進行分析。例如:唐顏師古(581-645)在為《漢書》作注時,在〈敍例〉中從漢字演變的角度分析書寫錯誤的原因,他指出「《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真正,一往難識者,皆從而釋之。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末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就增損,流遯忘返,穢濫實多。今皆刪削,克復其舊。」[見《漢書‧ 敍例》(1962),中華書局,2 頁]清代學者孫詒讓(1848-1908)更是縱觀古今,歸納了語言應用和漢字字形、字體變遷等諸多原因:「嘗謂秦漢文籍,誼恉奧博,字例文例多與後世殊異,如荀卿書之『案』,墨翟書之『唯』、『毋』,晏子書之以『敓』為『對』,淮南王書之以『士』為『武』,劉向書之以『能』為『而』,驟讀之,幾不能通其語。復以竹帛梨棗,鈔刊屢易,則有三代文字之通假,有秦漢篆隸之變遷,有魏晉正草之混淆,有六朝唐人俗書之流失,有宋元明校槧之羼改。」(見《札迻‧ 自序》,3 頁)對造成書寫錯誤的歷史原因作了較詳盡的總結。
此外,學者們還對造成書寫錯誤的人為因素進行了探討。例如:清王念孫(1744-1832)說:「推其致誤之由,則傳寫訛脫者半,凭意妄改者亦半。」(見《高郵王氏遺書‧ 王石臞先生遺文》卷三〈讀淮南雜志敍〉,137 頁)陳垣(1880-1971)亦稱:「余以元本及諸本校補沈刻《元典章》,凡得謬誤一萬二千餘條,其間無心之誤半,有心之誤亦半。」(見《校勘學釋例‧ 序》,1 頁)所謂「無心之誤」,程千帆、徐有富(1998)認為是由疏忽、錯覺等心理因素所致。至於「凭意妄改」或「有心之誤」,清俞樾(1821-1906)曾指出:「學者少見多怪,遇有古字而不能識,以形似之字改之,往往失其本真矣。」(見《古書疑義舉例》卷七〈不識古字而誤改例〉,342 頁)即妄改者本身不識古字,反以為是傳抄刊印時誤為某形似字,不知道古字經他改過後才是形似誤字。
至於常見的文字書寫錯誤類型,古人並沒有作過具體的研究,不過仍可從古代一些校勘學著述中略見端倪。例如宋洪邁(1123-1202)提到「曾紘所書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若不貫,遂取《山海經》參校,則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下句相應。五字皆訛。」(見《容齋四筆》卷二〈抄傳文書之誤〉,680 頁)又如清王念孫(1744-1832)指出《讀書雜志‧ 淮南內篇》中「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一句,「陵當為陸,字之誤也。陸與水相對,作陵則非其指矣。」[見《讀書雜志‧ 淮南內篇第十七‧ 說林‧ 至陵》(1985),江蘇古籍出版社, 12 頁]上述例中誤將「刑天舞干戚」寫成「形夭無千歲」五字,將「至陸」誤寫成「至陵」,皆因形近所致。清人王引之(1766-1834)在《經義述聞》中也明確指出:「經典之字,往往形近而訛」[見《經義述聞》卷三十二〈形訛〉(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 358 頁],並舉實例162 組。清孫詒讓(1848-1908)《札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校書七十八種,共校文一千三百餘條,即以卷一為例,共校出146字,其中誤字105 例,孫氏於多處註明「形近而誤」、「形近之訛」。而錢玄(1988)在《校勘學》(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中更將「形近而誤」放在《誤字》第一節,並明確指出形近而誤是古書中最常見的錯誤。程千帆、徐有富(1998)《校讎廣義‧ 校勘編》(齊魯書社,1998)將「因形近而訛」列於「致訛原因」的第一條。由此可以想像「形近而誤」是古書中最常見的書寫錯誤類型。
此外,古代一些字書也特別增闢「辨似」部分,以助讀者辨別字形。例如唐顏元孫(? -714)為辨楷書正體而作的《干祿字書》,書中除根據當時漢字運用的實際情況,對漢字按俗、通、正進行區分外,還對形近字加以辨析,如「崖涯,上山崖,下水際,亦音儀」、「揩楷,上揩洗,苦皆反;下模楷,苦駭反」[見《干祿字書》(1987),上海古籍出版社, 246 頁]。又如宋郭忠恕(?- 977)著的《佩觿》,書中第二部分輯錄了760 組形體相近的形聲字,加以音義辨析,如「梁粱,並力張翻,上津梁,下粱米」[見《佩觿》(1987)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388 頁],儼如一部形近字字典。宋陳彭年(961-1017)等重修的《大廣益會玉篇》(中華書局,1985),書末附有「分毫字樣」,收錄248 個形體相近而容易混淆的字,分別註明音義,以作識別,如「袖柚,上似祐反,衣袖;下余救反,果也」(見《玉篇‧ 分毫字樣》,663 頁)。宋張有(1054- ?)所著的《復古編》後半部的「形似字」部分,將形似字分為形聲相類,如「鍾鐘,並職容切,鍾從金重,酒器也;鐘從金童,樂也,秋分之音」[見《復古編》(1987),上海古籍出版社,721 頁]、形相類如「母毋,母,莫后切,牧也,象懷子乳子形;毋,武扶切,止之也,從女有奸之者」(同上,727頁)、聲相類如「气氣,並去既切,气,雲气也,象形;氣,饋客芻米也,從米气」(同上,737頁)等,同樣加以音義辨析,對辨別形似字作用甚大。明梅膺祚(約1570-1615)在所作的《字匯》卷末附錄「辨似」篇,分辨字形相近的字四百七十餘個,如「丏,音勉,避箭短牆;丐,音蓋,乞也」[見《字匯》(1995)卷末,上海古籍出版社,398 頁]。明張自烈(1597-1673)以《字匯》為藍本,撰成《正字通》,補正了《字匯》的缺漏,並把每個字的古體、籀體、篆體、俗體、訛體等異體,集中在本字之後加以注釋;書末也有「辨似」欄,指出「字畫之辨在毫髮間,注釋雖詳,豈能徧覽」[見《正字通》(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863 頁],形似字如「券,音勸,契券;劵,音倦,疲也」(同上,864 頁),同樣註明音義,以資識別。其後清張玉書(1642-1711)等又以《正字通》為藍本,編成《康熙字典》,在書前設有「辨似」欄,說明「筆畫近似,音義顯別,毫釐之間,最易混淆,閱此庶無魯魚、亥豕之誤」[見《康熙字典》(1996),上海古籍出版社,42 頁],總計形近易誤認的字竟有九百多個。清陸費墀(? -1790)的《辨正通俗文字》中的「辨似」部分就收錄了近二百組形似字,每組形似字後面加以音義辨析,如「灸炙,上舉有切,灼艾也;下之石切,炮肉」[見《辨正通俗文字》(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532 頁]等。上述資料大抵反映出前人已關注到辨明字的形、音、義,對書寫正字的重要。
根據古書校勘的各種記錄或研究所得,古代所稱的寫錯字,其實是指別字而非錯字,與現在我們一般所提到的書寫錯誤包括錯字和別字兩方面有所不同。但誤寫別字的問題確是古已有之,只是前人很多時把古籍中的別字視作異體字、俗字或通假字處理而已。漢字是具備形、音、義三個元素的統一體。每一個漢字都有一個比較固定的寫法,代表一個音節,和一定的意義相聯;字形、字音、字義三者成為一個緊密的統一體。然而很多時看到字形不一定能準確讀出字音,讀出字音不一定能正確寫出字形,也不一定能懂得字義,這些都充分反映出漢字本身在形、音、義方面的複雜性。若未能掌握漢字形、音、義三者之間的聯繫,要正確使用漢字就會存在一定困難。這也是誤寫別字的問題,從古至今都存在着的主要原因。
參考書目
[秦]呂不韋撰、[漢]高誘注(1987)《呂氏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1962)《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東晉]葛洪(1987)《抱朴子內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南朝]顧野王撰、[唐]孫強增訂、[宋]陳彭年等重修(1985)《大廣益會玉篇》,北京:中華書局。
[唐]顏元孫(1987)《干祿字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郭忠恕(1987)《佩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洪邁(1987)《容齋四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張有(1987)《復古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黃伯思(1988)《東觀餘論》,北京:中華書局據古逸叢書三編影印本。
[明]梅膺祚(1995)《字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張自烈撰、[清]廖文英續(1995)《正字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陸費墀撰、王朝梧增補(1995)《辨正通俗文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孫詒讓(1995)《札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王念孫(1985)《讀書雜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清]王念孫等(2000)《高郵王氏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清]王引之(1995)《經義述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俞樾(1995)《古書疑義舉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張玉書等編、王引之等校訂(1996)《康熙字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朱起鳳(1982)《辭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垣(1971)《校勘學釋例》,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
錢玄(1988)《校勘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程千帆、徐有富(1998)《校讎廣義‧ 校勘編》,濟南:齊魯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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