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開始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中學教中國語文。

　　說來話長，長話短說。1966年研究生畢業正值「文革」烽煙起。先是因為「文革」不分配，待分配方案下來竟是福建省。幾經商議調動回京不果，毅然坐上長達48小時的火車抵達福州報到。經過一年農場勞動，我被分配到福州。那時，福建師範大學還沒恢復辦學，我去的是福州第26中學，前身是福州師範學校中專，培養小學教師的。當時，連師範學校也停辦了。住的宿舍在福師二附小校園內，就在中學對門。整天身處中小學生熙熙攘攘之間，不由得你不掛着笑臉，心情都好起來。

　　我教初一幾個班，福州的孩子聰明伶俐，調皮搗蛋。看到我不會說福州話，他們會故意只用福州話交談，一邊說一邊看着我笑。我並不在意，還向他們學福州話。很快我們就成了好朋友。我專心備課，拿着注重思想教育的中國語文課本，儘量將語文知識注入教學，講故事，講成語、諺語，講語法、修辭，講字詞句篇，擴大他們的知識領域。我很仔細地改他們的作文，改錯別字，改病句，寫評語。平時在堂上進行字詞的嚴格訓練，以至拿筆寫字的方法，筆劃筆順都要按規矩來。這幾個班的孩子成績不錯，有蓬勃向上的朝氣。其中一個叫林詩詮的男孩子，是排長，後來打羽毛球出了名。20世紀80年代他和湯仙虎一起拿過羽毛球世界男子雙打冠軍，長期在國家體委任職，後來我們還在香港見過面。

　　由於文革的混亂，一些孩子沒有家長、學校的正規教育，打架、罵人，曠課、逃學，以至偷東西；有的還被壞人利用，跟着幹壞事等等。26中初中設了這麼一個連，將這些孩子集中在四個排，調了我和幾位年輕能幹的女將去管理他們。那時，學校班級都改用軍事建制，所以叫幾連幾排。這些學生功課底子差，無心向學，有不少進過派出所，破罐子破摔。這時候，教語文是教心靈，要他們通過學習看到人生的正道，看到自己的希望。我愛這些學生，我常去家訪，知道他們的家境大多不好，城市貧民。很多孩子衣著單薄，光着腳上學，可福州的冬天是很冷的。當我看到他們無助的眼光，我希望自己給他們力量。你愛學生，學生是會直覺地感受到的。我上課時，全班鴉雀無聲，看出愛做小動作的他們，在約束自己。我常常問問題，每個人都有機會站起來說話，無論答案怎樣，我都是說好，增強他們的自信心。我表揚作業、作文做得有進步的學生，在全班傳閱作業本、作文簿。每天上課，都請幾位同學到黑板上板書，默寫字詞，聽寫拼音。我親自帶讀課文，也讓學生分組大聲朗讀課文。讓課堂活躍起來，讓每個人都動起來，吸引他們的注意力。開始，在其他任教老師上課時，我要在教室外巡視，透過玻璃，他們看到我走來走去的身影，教室秩序就安靜下來。後來就不用了，其他老師也開始表揚他們了。

　　記得有一天，下課放學了，一位男同學還坐在位子上不走，看來是有話對我說。我走到他跟前，他忽然站起來，說：「田老師，我要是早遇見你就好了，我就不會變得這麼壞了。」我連忙拍着他的肩膀說：「你是好學生，你沒有變壞，老師相信你。」那時，我們倆人都忍着，不讓淚水流出來。執筆到此，那一刻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我心裏在問這個學生：這麼多年過去了，你好嗎？其實，對這些學生，我並沒有婆婆媽媽地說教，我只是用嚴格的紀律將他們規範為正常的學生，包括尊敬師長、友愛同學、上課專心聽講、下課完成作業、參加課外活動等，讓他們恢復做一個學生應有的自尊、自信。

　　「文革」末期，部分教育秩序逐漸恢復。教育局要求福州26中學逐漸過渡，恢復原貌，重建福州師範學校。這對富有師範教學經驗的福師老師們來說，無疑是一件大好事。學校調我參與恢復師範的工作。這之中，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兩件事，一是到福州的小學聽課，了解小學對師資的需求；二是到福建各地招生，招收恢復師範學校後的第一批學生。

　　我到過福州近十所小學聽課，聽語文課，我驚異於那些小學女老師的水準了。一口純正的普通話，一手漂亮的板書，一流的漢語拼音能力，教態端莊親切，講起課來滔滔如流水，沒有夾雜口頭語「這個」、「那個」，「嗯」、「啊」之類，沒有車軲轆話來回說，字詞句篇知識交待得清清楚楚；小學生們把眼睛瞪得圓圓地望着老師，他們真的是在吸收中國語文豐盛的營養。福州師範學校原來培養出這麼一些優秀的小學老師。怪不得福建省曾連續八年奪得全國的高考紅旗，十年寒窗是要自小學起步的。正如北京大學陸儉明教授所比喻的，如果小學、中學、大學是一條長河，那麼，小學是上游，中學是中游，大學是下游。上游是多麼重要！這裏還要插一句，福建省的普通話也推廣得好。福建省方言多，閩北的福州話和閩南的廈門話是不相通的，很多地方隔一條河、翻一座山，語言就不通了。我教書的地方福州，和我的農場所在地福清那麼近，也就兩個小時車程，兩地語言也不相通，這是經我親歷可證明的。所以，生活在福建省各地的人，彼此最好交流的語言，是普通話。由福建省的例子，可說明在全國推廣普通話的緣由。

　　我和另兩位同事三人行去福建各地招生了。福建到處是青山綠水，那真是一次愉快的旅行。為此我們去莆田、仙遊、南平、邵武、三明、泉州、漳州、廈門，記不清去過的所有地方了。各地的知識青年踴躍報名，都是德才兼備的好學生，我們和當時大學招生的條件不相上下，招了上百位學生進師範。師範生源好，師範辦得好，是小學生的福音啊！

　　我是一班的班主任，兼教一班、二班的中國語文。這兩班的學生可不一般，他們經過上山下鄉的磨練，珍惜失去的學習時光，從早到晚都在看書學習。住在學校簡陋的宿舍裏，吃着簡單的飯食，穿着平常的衣服，對生活沒有奢求。晚上熄燈後，有的還借走廊的燈光看書。他們渴望學習知識，像海綿吸水一樣。師範班沒有整頓學習紀律的問題，也不用對他們進行思想教育，春夏秋冬他們都在農田和農民一起耕作，一起流汗，只要他們把朝夕相處過的中國農民放在心裏，還用說別的嗎？

　　我給他們講魯迅，講魯迅作品，那可不同對中學生講課，講得深多了。我初三時就看過厚一寸多的《魯迅傳》，多次到過魯迅北京和上海的故居，到他的墓地拜祭過，上大學時已讀過他的大部分作品，精裝的《魯迅全集》是擺在書架上的至愛。我還知道他一生的愛好，他和許廣平的兩地書充滿情意，我甚至知道他愛吃洋桃。尤其記得魯迅逝世時，上海市民送葬的長長隊伍，他們舉着的大旗上書寫着「民族魂」三個大字，並將這面大旗蓋在棺木上。

　　魯迅是民族魂，我要講給學生的就是這個。魯迅的精神，是魯迅作品的核心。魯迅小說中塑造的狂人、阿Q、閏土、孔乙己、祥林嫂、買人血饅頭的老夫婦和兒子、涓生子君夫婦，不都代表着中華民族在那個年代的苦難嗎？魯迅作為民族魂的地位，誰能替代呢？有人把張愛玲的作品說成和魯迅可有一比，我是不贊成的。我從不否認每個作家在文學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包括張愛玲。但魯迅的地位不是隨便誰可以替代的。作為基礎教育，我們應在中學語文課本裏放足魯迅作品的份量，由淺到深，初中少放，高中多放。中學畢業後，不學文科的學生接觸文學作品的機會就少了，我們要珍視、珍惜自己民族文化中的瑰寶。三千年來的文獻典籍包括近現代的作品，確實太多了，太豐富了，我們有的是好文章，可以精選又精選，放在中小學課本裏。

　　講魯迅作品，除了時代背景、作品內容分析外，語言文字方面也有很多東西可講。魯迅是運用語言文字的裏手，精通古今漢語，形成他自己獨特的風格。舉個小例子。魯迅在小說裏愛用關聯詞語，這與口語化的小說風格不同。《故鄉》裏有一段話：「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我的故鄉好得多了。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卻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仿佛也就如此。於是我自己解釋說：故鄉本也如此，雖然沒有進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涼，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變罷了，因為我這次回鄉，本沒有什麼好心緒。」這段話裏，句間、句中用了六個關聯詞語，才能將作者矛盾的思緒清楚表述出來。這些關聯詞語所表達的邏輯關係清清楚楚，有轉折，有承接，有因果。這就是虛詞的作用。可以讓學生試試，不用這些關聯詞語行不行，用好還是不用好。此外，在用詞上，可讓學生區別「心情」和「心緒」的差別，「心情」文中着重指內心的感情狀態；「心緒」文中着重指回鄉這一段心情變動的總狀態，這兩個近義詞換換位子行不行，好不好。陸儉明教授談中學語文教學時，多次舉了魯迅小說《祝福》的例子，文中刻畫祥林嫂有這樣一段描寫：「她一手提着竹籃，內中一個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長的竹竿，下端開了裂：她分明已經純乎是一個乞丐了。」陸教授認為，這個例子可以用來講句子的選擇，如果把「內中一個破碗」、「空的」放到「竹籃」前面作修飾語定語，把「下端開了裂」放到「竹竿」前面作修飾語定語；把原有的複句形式變換成長單句，行不行，好不好。作者這樣寫的用意是什麼。我想，我和陸教授都是在說同一個問題。語文老師要利用文章中作者的妙筆之處多給學生作些分析，讓他們明白漢語的特點，詞語句式的豐富，在表達時可根據需要多所選擇。閱讀得多，在詞語句式上就見識得廣，直接有益於寫作。而這有見識，是要通過老師的不斷點撥才會形成的，否則就會視而不見。

　　我在福州教書時，親屬都在北京，所以我沒有家務，把全部時間放在讀書和教學上。從大學到研究生，偏重於語言學的學習。這時，正好把一些該讀的外國文學名著補上。學生時代讀了不少俄羅斯文學名著，這時要補補歐美文學名著。當中學語文老師，古今中外都得涉及，知識面越廣越好。學校圖書館裏有的是好書，看都看不完。你自己看的書多，才能更好地指導學生課外閱讀。除了自己看書，就是用下課的時間給學生面批作文。一篇作文，讓學生改了又改，詳細講述作文的道理，什麼地方需要修改，直到改得我和學生都滿意為止。我告訴學生一個道理：好文章是改出來的。這個道理，我後來在香港批閱碩士生的論文時，一直講給學生聽，行之有效。

　　不出所料，這兩個師範班的學生都成材，畢業後大都在中小學任教，不少人當了校長、教導主任。最感安慰的是我班上一位女同學金秋蘋，後來任福建省語委辦主任，我教語文的另一班一位男同學李枝生，任福州市語委辦主任。他們都負責有關語言文字規範的工作，例如推廣普通話等。2006年，我從香港回京參加國家語委召開的一個會議，在人民大會堂的人大常委開會的會議室裏，我們師生三人會面了。我們三人的手握在了一起，原來，這麼多年我們都走在同一條路上。當老師的，還有什麼比這更感到驕傲更感到幸福呢？

　　1973年我從福州師範學校調回北京。從1963年北大畢業離開北京，歷經了山大的研究生學習階段，其間曾到曲阜孔夫子老家，住在荀家村農民家，與孔廟、孔林為鄰；又曾與山大的年輕教師和研究生一起，組成五人小組，既坐火車，又徒步行軍，去了不少地方。我們背着鋪蓋捲兒，乘火車到廣州、株州，又從湖南走到江西，一小時可走十里地，一天走七八十里地沒問題。分配到福建後，除了到福清漁溪農場勞動、福州師範學校教書，還到過很多城鎮去招生，去參觀。十年的時間不算短，從23歲到33歲，人生中花樣年華的時期，走南闖北了一番。現在回想起來，山東和福建給了我豐富的人生經歷，這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呀！

　　我常在語文課上講地理，那是因為我到過很多地方。我對「讀萬卷書」很有興趣，對「行萬里路」興趣更大。李白的七言絕句《望廬山瀑布》：「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我可以講得繪聲繪色，因為我到過那裏。1967年元旦，我們五人小組行進到江西時，經南昌、九江到廬山腳下。我們從好漢坡半天多就爬上了廬山，雪後日出，陽光照射着樹上的冰掛，廬山變成水晶宮了，那奇異炫麗的景色，至今留在腦海。我們在廬山逗留數日，尋找歷代文人的足跡。也到香爐峰去看瀑布，體驗李白的感受，雖相隔千年，卻靈犀相通。可惜的是，這首絕句小學就教了，但有的老師沒有講清楚「香爐」是什麼，「銀河」是什麼，又為什麼是「三千尺」，為什麼是「落九天」，「三」和「九」在這裏代表什麼。我已在很多場合用這些問題問過大學生，回答大都不得要領。李白用短短四句二十八個字，以極其誇張的手法，描述了山川的宏偉秀麗，由瀑布想到天上的銀河，從最高的天空跌落下來，又一個「掛」字盛住，用得何其輕鬆。李白的浪漫氣質由這天上人間的想像表露無遺了。可見，「行萬里路」和理解文學作品有密切的聯繫。（未完待續）

　　（本文原刊於于根元主編《中國語言生活》（電子雜誌），2011年第3期，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本刊發表時，作者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