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六年、中學六年、大學五年、研究生三年；整整二十年接受連續不斷的中國語文教育，經過幾十位老師的精心栽培。我的褔氣何其大，受益又何其深﹗

　　小學階段（1946年－1952年）隨父母遷徙，在西安、上海、北京三地受啟蒙教育。西安第二實驗小學（簡稱「二實」），給了我純正國語的底子，我的普通話2000年經國家級普通話水準測試是一級甲等（97.4分），那是始自二實的教育。二實的一位語文女老師，字正腔圓的國語，教我們注音符號，ㄅㄆㄇㄈ，我用得很純熟，可以自己正音。還有寫毛筆字，每天都要寫，在印有大四方塊的大字紙上寫大字，寫完大字，再在大字四周填滿小字，那張紙寫得滿滿當當，可算是敬惜字紙了。我自小便知道，方塊漢字要想寫得好看，必須橫平豎直，像一個站得端正的人，站得穩穩的，不要東倒西歪，這也要感謝二實語文老師的教導。

　　從西安到上海，方言完全不相通。我插班到永嘉路的上海中國小學，學校和我家斜對門，很多同學都住附近。插班試便不順利，那位身材苗條、操滿口上海話的年輕女老師，讓我寫一篇作文，她說的話我一句也聽不懂，到底是甚麼題目啊？也不敢問。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按事先和母親商量好的，自己出題：「我的家庭」，一揮而就。後來才知道老師讓我寫的題目是「乘涼」，似乎這兩個字也寫到黑板上了，但當時我八歲，不理解甚麼叫「乘涼」。總算進了學校，那位女老師待我很好，每次上語文課就讓我用國語帶讀課文，她的國語雖說不好，可知道利用我這個「小老師」。我的流利朗讀的本事那時就練就了。我和上海同學天天在一起，上海話很快就學會了。可惜後來離開了上海，沒有說上海話的語境，到現在只剩下聽上海話的本事了。

　　1950年初到北京，進入名校北京師範大學第一附屬小學（簡稱「一附小」）學習，父母為此置業於和平門內西舊簾子胡同，一座小四合院，為的是我和弟弟就近入學。教我們高小四個班的班主任，分別是朱老師、劉老師、王老師和繆老師，四位男老師，兼教語文和算術，一個賽一個棒，都是後來的特級老師，相片還上了紀念郵票。今年我們六乙班同學聚會，十幾個人不是清華的，就是北大的，我們相識一甲子，坐在一起就回憶我們的班主任劉企琮老師。大家公認，我們的好底子全靠劉老師給的。經過他兩年的調教，我小學畢業時有一個感覺，就是無書不能讀。站在新華書店少兒讀物架前，覺得這些書都看完了。記得小小年紀，不知為甚麼，跑很多書店去找一本草明寫的《原動力》，反映工業題材的，後來在六部口一家書店買到了。至於寫千字以上的文章，那也不覺得難，文從字順是做到的，不用說根本不會寫出錯別字來。所以我現在還常說，中國語文的底子小學就要打好，小學六年那麼長的時間，主要是語文、算術，不管你將來學甚麼專業，這是基礎中的基礎，重中之重。

　　要說我們那時念書可算神奇，班上個個書都念得好，玩耍也從來沒落過。課間休息搶轉傘玩，是我們的集體回憶。課後活動也很豐富，一附小在琉璃廠附近，放了學經常去琉璃廠的古玩字畫店蹓一圈，廠甸是我們最熟的地方，北京方言、北京的土詞兒在那兒就都會了，聽多了就明白了。星期天一幫人約好去釣魚臺，那時的釣魚臺有小山有小溪有樹林，我們便分撥兒「打游擊」玩；或是到阜成門外的鐵軌上從石堆中找花崗岩作礦石標本；到天壇公園捉螞蚱、螳螂，採集鮮花，做昆蟲花草標本；也常打着小旗，一個小隊去軍烈屬家幫忙幹活兒，掃地擦桌子甚麼的。「野」起來，幾個女生剛學會騎自行車，就敢頂着風從城裏往頤和園騎。童年給我們無數有趣的回憶，給我們的寫作提供了無數美好的題材。一個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的小學生，才能寫出漂亮的作文來。

　　再看現在不少的小學生，背着沉重的書包，天天做不完的作業。上完學校的課，家長還要找人再補課。上課，補課，做作業，考試；睡不夠覺，沒時間玩。這樣周而復始，不知他們將來的童年回憶是甚麼？

　　1952年，一附小畢業，男同學大部分保送師大附中，女同學保送師大女附中。在師大女附中（即北京實驗中學），我接受了六年最完美的中學教育。的確，無論用過去的眼光，還是現在的眼光，都可以用「完美」來形容。從十二歲到十八歲，我完成了從少年到青年的重要成長時期，奠定了人生真善美的價值觀。

　　在我就學師大女附中時，校長先後是蘇靈揚、胡志濤，教務長是丁丁、卞仲耘等，是把教育當大事業幹的教育家，而每位老師都是敬業樂業的精英，他們在課堂上深入淺出、生動活潑的講授，他們温文爾雅、和藹可親的教態，至今栩栩如生浮在眼前。就是這個教育團隊身教言教，坐言起行，冬去春來，年復一年，硬是把我們這些女孩子煉造成共和國未來的建設者、保衛者。

　　中學生對於未來有很多憧憬，當建築師、工程師，當地質勘探者，或者當老師，當作家，甚麼都想過。我曾專注於建築師，參加課外小組，在清華大學建築系學生輔導下，畫出過獨立別墅的造型和室內設計，記得室內的配備我都用蘋果綠色的水彩塗上，蘋果綠的窗簾，蘋果綠的枱布。終因畫畫兒不行放棄了這個理想。學文吧，就學中文。因為我的作文老在課堂上被老師示範，從而受到很大的鼓勵。記得是初中三年級，膠東口音很重的語文王蔭桐老師馬上指導我，看《魯迅傳》，他認為瞭解魯迅是學文的啟蒙。我從圖書館借來一寸多厚的《魯迅傳》，天天認真地啃起來。課外小組也轉為文學組，去魯迅故居參觀；到北海公園邊上的國家圖書館看書，聽名人講座；訂張志公主編的《語文學習》雜誌，各種語文書刊攢了一摞摞。又是小學畢業時的那種感覺，無書不能讀，看書的興趣大得很。

　　到高中，十六歲了，自己都覺得像個大人了。語文課越來越深，作品涉及古今中外。老師的教導是從作品的社會背景、作者背景，到作品誕生的原因，再進入到字詞句篇的賞析，可說是從宏觀到微觀，讓我們咀嚼到文章的滋味。老師指導我們讀古典文學作品，從《詩經》到唐詩宋詞元曲明雜劇，再到清朝的長篇小說《紅樓夢》等等，讓我們明瞭兩千多年中國文學的發展史。各朝各代有甚麼名家名作，這個大輪廓到高中畢業時腦子裏已一清二楚了。此外，當時蘇俄文學的名著也是同學們課外閱讀的心頭好，不可否認，蘇俄文學影響了我們這一代人的成長。

　　至於作文，那對我是一件樂事，各種的文體都練過了，初中的作文會寫得比較幼稚。比如，寫節慶的歡樂，我會用蒲公英來擬人，蒲公英上的小白花飛在北京上空，將節慶的歡樂場面一一描述出來，晚上才返回蒲公英媽媽身邊。到高中三年級，我們已用議論文來討論、辯論問題了。記得那是1958年，大哲學家馮友蘭的女兒宗璞寫了篇小說《紅豆》，我認為女主角塑造得不錯，雖然她的男朋友在1949年選擇了去美國，但她留下來選擇了革命。而我的同班同學中不少認為這是一篇有害的毒草，充滿小資產情調。我們出了一期壁報專刊專門辯論這個問題。不論觀點如何，大家文章都寫得洋洋灑灑。立論、駁論、用論據論證自己的觀點，這些在文章中都運用得很好。這得益於語文課的培養，使我們具備了這樣的語文能力。

　　1958年，由於一附小、女附中多年的栽培，我順理成章地考上了北京大學中文系，高考語文卷子答得很順，沒有不會做的題目。總分大概不錯，只知道俄語100分，因為大學要按成績分俄語學習班。在大學聽課時，聆聽能力強，理解能力強，記寫速度飛快；課下閱讀能力強，閱讀速度快，閱讀量大；完成各科報告時，思路敏捷，文章寫得輕鬆愉快。現在回過頭來總結，可以知道這些基本功是在中學練就的，要表揚的不是我這個學生，而是中學語文老師。只有他們對我們的嚴格訓練，大運動量訓練，才練就了我們的本事。

　　當時我們班有不少外國留學生，我是羅馬尼亞女同學王琳（原譯名阿鄔莉卡）的輔導員。她的漢語水準有限，要聽明白朱德熙、林燾先生講授的現代漢語，聽明白王力先生講授的古代漢語等等課程，是十分吃力的。我的職責是上課時坐在她旁邊，可隨時小聲提點；下課後再把課上的內容給她補補。這樣，我要集中注意力聽講，記筆記，消化老師講授的內容，給她複述，還要深入淺出。要勝任這一工作，沒有過硬的語文能力是不行的。這項工作考驗了我的中文基礎，也對我語文能力的提升大有裨益。

　　北京大學中文系五年的沉浸，使我的中文基礎向廣深的方向發展。一代名師的教育，使我們在大學的殿堂裏如沐春風。王力、袁家驊、魏建功、岑麒祥、高名凱、周祖謨、朱德熙、林燾，每個名字都是一本厚重的書。他們每個人術有專攻，建立起中國語言學，使中國語言學自立於世界之林中。他們關心國家語言文字規範化、標準化的建設，推廣普通話、簡化漢字、制定並推行《漢語拼音方案》，為國家的一統，民族的凝聚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我和我的同學們有幸受到他們的教育，道德文章，受益一生。

　　在北大，四年級時要寫學年論文，我的題目是〈趙歧注《孟子》研究〉，古常宏先生指導；五年級時要寫畢業論文，我的題目是〈段注《說文》關於詞義變遷的研究〉，王力先生指導。這種寫作已經要求我們閱讀大量前人文章，分析歸納學習前人文章的成果，提出自己的看法。記得為了寫好畢業論文，不斷出入燕南園60號王力先生的住宅小樓，在王力先生悉心指導下，取得良好的成績。

　　北大中文系五年的栽培，使我1963年又順理成章地考上了山東大學中文系古代漢語研究生，那是國家正式招考研究生的第一年。我報考的導師是殷孟倫先生，黃侃先生的閉門弟子，章黃學派的嫡傳。殷孟倫先生主授我訓詁學之外，他還邀請了殷煥先先生教我詩經音韻，蔣維崧先生教我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周遲明先生教我古代漢語語法。此外，還有一位俄語老師、一位日語老師教我俄語、日語，當時研究生一定要通過兩門外語才能畢業。六位老師教我一個學生，正如我前文所說，我的福氣何其大﹗我系統地接受了古代中國語文教育及外語教育，中文基礎又進一步向廣深開拓發展。

　　研究生學習期間，自學的時間較大學多，每位老師每週或半月授課一次，引導我思考問題、發現問題，鼓勵我在學習中提出問題、提出看法。那段學習覺得很艱苦，閱讀古書要斷句，抄卡片，寫心得。比如，學段注說文，要從段注中整理文字六書的規律、詞義的引申假借，詞義的擴大縮小轉移，總結出段注的成就。清代的小學家皓首窮經，閱讀歷史典籍的數量令我們望其項背。他們敢說，在某朝某代某書中所用的詞的意義比原義增添了某義，學富五車，淵博至極。通過學習，我認識到傳統的中國語言文字學，其中的知識我們今天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我們可探究的天地實在是太廣闊了﹗

　　從我自身二十年來受教育的過程看，中國語文教學有着優良的傳統。我們的語文教學順應時代的需要，不斷改革更新是一定需要的，但有些傳統亦是必須繼承的。比如，六年小學階段，三千多常用字的基礎非打好不可。無論是集中識字、分散識字、注音識字提前讀寫，各種教法可依教師所需儘量發揮，我們要看的是結果。每個漢字都是形音義的結合體，寫出來成為構詞的單音節語素，有了字、語素的基礎，掌握詞就不困難了。詞匯豐富了，才能準確、生動地表情達意。

　　中學語文教學中，聽說讀寫四條線是綜合表現在每一堂課裏的。教師的傳授和學生的訓練是相輔相成的。教師要將自己豐富的中國語文知識傳授給學生，這是前提，學生沒有廣博的知識為底子，何談啟發式教學？讓學生多讀多寫這千年的傳統，至今也是真理。學習中文，不可能一口吃成個胖子，靠的是日積月累，沒有一蹴而就的快捷方式。

（本文原刊於于根元主編《中國語言生活》（電子雜誌），2011年第2期，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網址：www.yuyankai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