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者余英時先生曾提出歷史研究讓現代人穿梭時空，與古人對話。余先生提出這番意見之後，即引發了一連串的爭論，當中的回應有正有反。而這見解亦正好能套入近年一齣日本電影《奇幻世紀》其中一個單元〈攜帶忠臣藏〉的情節裏。電影中，來自現代的歷史研究員將手提電話傳送到古代，與歷史人物大石內藏助對話，甚至「引導」大石帶領家臣討伐吉良。如果能夠與歷史人物對話，會否影響了歷史？史實與事實之間有差別嗎？

　　歷史作為對過去所發生事件的敘述，當中必有一敘述者，亦即歷史研究者的介入。正如〈攜帶忠臣藏〉的劇本重新演繹了著名日本歷史事件「忠臣藏」，若將研究員與大石透過手提電話對話的情節理解為現代史學者對史料的詮釋、分析，則更能清楚地了解到這一重關係。筆者認為歷史是古人與現代人共同建構出來的，若果沒有經過史家對史料的篩選、剪裁，對史事的詮釋等，歷史就不再是歷史，而只不過是一個過去的事實或者是史料。當然，這些歷史學者不可能全都親歷其境，即使是當時人所見聞之事，亦可能在敘述史事時加入了個人的價值判斷，令記錄違背事實。其實「歷史」根本不可能呈現出過往事件的真相，研究及敘述歷史只能做到貼近事實。因此歷史的研究可理解為事實加上客觀的評論，就像劇中研究員判定「忠臣藏」事件屬實一樣。

　　傳統的歷史書寫多依據口述和筆錄的文本，透過史家的詮釋，讓讀者了解過去的史事。但歷史書寫的傳統為十九世紀起流行的科學式研究態度所改變。當時的研究趨勢都以科學的方法找尋證據，以圖找到傳統歷史書寫矛盾和不準確的地方。為得到客觀持平的結論，學者盡量避免對史料附加任何詮釋、推論。余英時先生就在這一片傳統歷史書寫與科學式歷史書寫的浪潮交替的環境之下提出「與古人對話」的意見。他認為研究歷史的人應想像過去發生的史事，並投入其中詮釋史料，就像與古人對話一樣。在詮釋的過程當然無可避免會加入了史家的主觀意見，但不同的史學觀點正可擴大了歷史的邊界，因為歷史是沒有定論的，不同時代的研究者對歷史所下的詮釋，代表了古代與不斷更替的「現代」之間的連繫，亦代表了前人與現代人的對話。史實已不盡等同於事實了。在電影的情節中，歷史研究員曾對大石提及，後世史家質疑他是否有履行家臣的義務︰究竟大石是一如史料記載般在藩主過身的一年後帶領眾家臣刺殺吉良；還是大石臨陣退縮，從來未參與過討伐吉良的計劃？這段情節的意涵除表現出現代人與古人的對話外，亦表示了歷史詮釋不斷變更，歷史亦不斷地變動。

　　歷史有其必然性及偶然性，偶然性往往造就結果的必然性。雖然史家都會從自己對史事的主觀詮釋出發，但詮釋出來的結論往往帶一點歷史的偶然性。電影裏最發人深省的地方，就是歷史研究員無意中影響到大石決定暗殺吉良的一段︰原本大石並未打算行刺吉良，為城主報仇。後來與研究員通電話的時候，他偶然說出誓師講詞，因而促成大舉報仇。這段情節很明顯表達了大石出師的偶然性，從歷史研究的角度看，不同學者作的詮釋都會有其偶然性。作為一個持平的研究者，實難以推測大石的動機，甚而是否真心為藩主報仇，一雪前恥。我們只好從結果來推出事件的真相。這亦能解釋故事結尾一幕︰歷史研究員最後判定「忠臣藏」的歷史全部屬實。因為大石最終都如史書記載，帶領家臣討伐吉良，即使這個結果可能只屬偶然。

　　歷史的魅力在於與事實之間的距離，畢竟史事與現代距離越遠，真相越難求證。然而，人類一向有求真的理想，歷史提供的想像空間，不斷引人探索，因而才出現了各家各派的詮釋，成就了博大的歷史學研究。